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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女兵,也是女人

更新时间: 2024-12-23 20:30

誓言与祷告誓言与祷告我想说……我要说话,统统说出来!总算有人愿意听听我们说话了,我们沉默了这么多年,即使在家中也不敢出声,都几十年了。从战场回来的第一年,我说啊说啊,可是没有人要听。于是我静默了……现在你来了真好。我一直在等着什么人,我知道有人会来,一定会来的。那时我还年轻,纯洁无瑕,真可惜。你知道为什么吗?因为我甚至记不得了……

在战争爆发前几天,我和闺密谈到战争,我们都坚信不会打仗的。我和她去电影院,正片前放的新闻纪录片就是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在互相握手,画外音解说深入我脑海中:德国是苏联的忠实朋友。

可是不到一个月,德国军队已经打到莫斯科城下了……

我们家有八个孩子,前面四个都是女孩,我是老大。有一天爸爸下班回来,他流着泪说:“我以前还为我头几个孩子是姑娘挺高兴呢,都是漂漂亮亮的未婚妻。可是如今,家家都有人上前线,唯独咱家没有……我老了,人家不要我,你们呢,都是丫头片子,儿子们呢,又太小……”我们全家人都很为此而难过。

后来上面举办了护士训练班,父亲赶紧把我和一个妹妹送去。那年我十五岁,妹妹十四岁。爸爸逢人就说:“我是为胜利尽最大贡献了……献出我亲爱的女儿……”当时根本没有其他的想法。

一年后,我就上了前线……

——纳塔利亚·伊万诺夫娜·谢尔盖耶娃

(列兵,卫兵员)

最初那几天……城市一片混乱,充满动荡不安和冷漠的恐惧。人人都在抓间谍,彼此之间都要敦促对方:“不要中了敌人的反间计。”甚至没有人敢想过我们的军队已经崩溃了,几个星期之前已经被打散了。我们还被教导说,我们将到别国土地上去作战。宣传部门说:“我们的土地一寸也不会放弃……”事实是我军正在败退……

在战争之前早就风传希特勒准备侵略苏联了,可是这些言论被全面杜绝,有关部门严禁传播……您知道那是什么部门吗?它叫内务人民委员部,就是肃反特工……如果有人私下议论,不管在家里、在食堂,或者筒子楼里,就必须躲进自己房间锁上门,或躲在浴室里打开水龙头。但是,当斯大林说话时,当他向我们发出号召,说“兄弟们姐妹们”时,人们顿时都忘记了自己的不满……在我们家里,大舅正在蹲劳改营,他是铁路工人,一名老共产党员。他是在工作中被逮捕的……您知道是谁抓的他吗?是内务部……他是我们最喜爱的舅舅,我们也知道他完全是清清白白的,对此坚信不疑。他在国内战争中还立过功……但听了斯大林的讲话后,妈妈对我们说:“我们先保卫祖国,然后再申诉自己的冤情。”我们全家人都是爱祖国的。

我立即跑到征兵委员会,是带病去的,扁桃体发炎还没完全退烧呢。但我迫不及待了……

——叶莲娜·安东诺夫娜·库金娜

(列兵,司机)

我母亲没有儿子,她一共养了五个女儿。我对音乐有出色的感觉,曾经梦想进音乐学院学习。但是听到广播里宣布战争爆发后,我立即决定要把自己的天赋听力用到前线上去,我可以当通信兵。

我们和妈妈一起被疏散到斯大林格勒。斯大林格勒被围困时,我们都自愿上了前线。全家都上前线了:一个妈妈和五个女儿。父亲那时早已经在作战了……

——安东尼娜·玛克西莫夫娜·克尼亚杰瓦

(下士,通信兵)

我们大家都有个相同的愿望:上前线。害怕吗?当然有些怕……不过反正就那么回事……我们到了兵役委员会,可是那儿的人却对我们说:“再长长吧,姑娘……你们还嫩呢……”是啊,我们当时都只有十六七岁。不过我还是达到了目的,他们把我收下了。我本想和女友进狙击学校的,可是人家告诉我们:“你们只能当调配员,而且没工夫教你们打枪。”

我们要乘火车走了,妈妈一连好几天守候在车站上。看到我们要集合,她赶紧跑过来,把馅饼和十几个鸡蛋塞给我,然后就晕倒了……

——达吉扬娜·叶菲莫夫娜·谢苗诺娃

(中士,调度员)

形势在急速变化……我还记得最初那些日子……妈妈每天黄昏就靠在窗边祈祷,我以前还不知道妈妈是信上帝的。她一遍又一遍对着天空祷告。

我原来是个医生,就入伍了。我是出于责任感而参军的。女儿上前线去保卫祖国,老爸很高兴。那天,爸爸一大清早就跑到兵役委员会,领取了我的入伍通知书,又专门赶大早返回来,就是想让全村人都知道,他女儿要上前线了……

——叶夫罗西尼亚·格里戈利叶夫娜·勃柳思

(大尉,医生)

那是夏季,是最后一个和平的日子……晚上我们都去参加舞会,那年我们都是十六岁,出来进去都结伴而行,回家也是大家一起,送完一个再送另一个。我们还不确定谁和谁是一对儿,如果出门,总是六个男孩六个女孩一起走。

仅仅过了两个星期,这些曾经作为我们舞伴的小伙子,成了坦克学校的学员,后来又遍体鳞伤地缠着绷带被送了回来。这太可怕了,令人恐怖!当时,我就是听到别人的笑声,都感觉是不能原谅的。在如此残酷的战争正在进行时,怎么还能笑出来,怎么还可以高兴?

不久,我爸爸也加入了后备役部队。家中只留下幼小的弟弟们和我,两个弟弟,一个七岁,一个三岁。在我告诉妈妈我要上前线时,她顿时就哭了,我自己也哭了一整夜。但我还是从家里逃走了……我到部队才给妈妈写了信,她那时已经不可能把我拉回家了……

——莉利亚·米哈伊洛夫娜·布特科

(外科护士)

听到命令全体列队……我们马上按照个头高低排列站好,我是最矮的一个。连长走过来,扫视了一遍,朝着我走过来:

“这是哪儿来的拇指姑娘啊?你在这儿会做什么呢?要不,先回到妈妈身边去,再长长个头吧?”

可是我已经没有妈妈了……妈妈在轰炸中死掉了……

我毕生难忘的最强烈印象……是在战争的第一年。当时我们正在后撤……虽然我们是躲藏在灌木丛后面,但是我清清楚楚地都看到了,我们的战士是用步枪和德国的坦克对阵,是用木枪托和铁甲车拼!只要还没倒下,他们就流着泪水怒吼着厮打,直到中了德军机枪手的扫射。用步枪对付德军的坦克和轰炸机,这就是战争的第一年……

——波林娜·谢苗诺夫娜·诺兹德拉乔娃

(卫生指导员)

我事先就请求妈妈,甚至是央求妈妈,到时候千万不要哭出来。当时虽然是白天,可是天色黑沉沉的,四下里一片哭声。我们的母亲们都在为自己的女儿送行,她们简直不是在哭,而是在号啕大叫了。我妈妈倒确实没有哭,她那么呆呆地站着,就像块石头。难道她真舍得我走吗?不,她是在控制自己,她是怕我也突然大哭出来。我是她最小的女儿,家里人都宠着我。而此时我的头发给剪得像个男孩,只剩下一小绺刘海儿。妈妈和爸爸起初都不肯放我上前线,但我那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:上前线,上前线,上前线!就是今天挂在博物馆里的那些宣传画,像《祖国母亲在召唤!》啦,《你为前线做了些什么?》啦,当时举目皆是,对我影响可大了。当时有什么歌曲?唱的都是《起来,强大的国家……挺起身,殊死搏斗》这些歌。

我们出发时,惊讶地看到车窗外的站台上已经摆放了尸体。战争已经在进行……不过青年就是青年,我们还一路高歌,甚至还很高兴,纷纷说笑打趣。

战争接近结束时,我们全家都参战了。爸爸、妈妈和姐姐当了铁路员工,随着战线向前推进,修复铁路,我们家人都获得了胜利奖章:父母、姐姐、我……

——叶夫盖尼亚·谢尔格叶芙娜·萨普洛诺娃

(近卫军中士,航空机械员)

战前我就在军中做电话接线员。战争爆发后那几个星期,我们的部队就驻扎在鲍里索夫,通信站站长召集我们大家排好队。我们不是现役军人,不是士兵,是平民职工。

他对我们说:“残酷的战争已经开始,姑娘们,你们将会遭遇很多艰难、很多危险。趁现在还不算迟,如果谁想离开,可以回到自己家里去。愿意留在前线的,请向前跨出一步……”

这时,全体姑娘就像一个人似的,“唰”地同时向前迈出了一步。我们一共二十个人,一致决心保卫祖国。战前我连打仗的连环画都不喜欢看,只喜欢读爱情小说。可是瞧瞧我现在呢?!

我们没日没夜地干着。士兵们把饭盒送到电话总机旁,我们匆匆吃点东西,在总机旁打个盹儿,再戴上耳机继续工作。根本没有时间洗洗头发,我只好提出这样的请求:“姑娘们,把我的辫子剪去吧……”

——加琳娜·德米特利耶夫娜·扎波尔斯卡娅

(电话接线员)

我们一趟又一趟地去兵役委员会……

我已经不记得多少次了,当我们又一次上门时,兵役委员总算没有把我们赶出去:“好吧,你们至少得有一些特殊本事才行,比如做过护士啦、司机啦什么的……你们行吗?你们在战场上到底能做些什么?”我们听不懂他的话。能做什么?我们面前不存在这类问题啊。我们就是想打仗,这就够了,根本没有想过,上战场还需要哪些本事,需要具体的能力。他一下子可把我们问住了。

于是我和其他几个女孩就去学了护理课程。训练班要求我们至少学习六个月,而我们坚决表示:不!时间太长了,对我们不合适。还有一个学制只有三个月的短训班。说实话,三个月我们也认为太长。好在这个训练班就要结业了,我们便申请参加考核。只学习了一个月,晚上在医院实习,白天上课。就这样,我们总共只学了一个月多一点……

但是,并没把我们派到前线,而是派到了医院。那是在1941年8月底,学校、医院和俱乐部统统都住满了伤员。但是到了次年二月,我离开了医院,干脆说吧,我是逃出来的,开了小差。我不可能公开提出来。我身上没有证件,也没带任何物品,就这么钻上了卫生专列。我写了一张纸条留给医院:“我不来值班了,我上前线了。”就是这样……

——叶莲娜·巴夫洛夫娜·雅科夫列娃

(准尉,护士)

我那天本来是有个约会……我简直就像插上翅膀飞着过去的……我还以为他那天会向我表白,说“我爱你”呢,不料他满面愁容地来了:“薇拉,战争来了!我们要直接从课堂被派上前线去。”他是读军校的。这样子,我当然也必须让自己扮演圣女贞德的角色。只要能上前线,只要能拿起武器,只要我们能在一起,在一起是必须的!我跑到兵役委员会,但遭到严厉驳回:“我们现在需要的只是护士,而且至少要学习六个月。”六个月?我呆住了。对我来说,这可是感情问题啊……

人家告诉我,不管怎样都必须学习。好吧,我去学习,不过不是学护士……我想学开枪!像他那样去射击。反正我已经准备好就这样了。在我们学校常常有参加过内战和西班牙战争的英雄来演讲。女生都觉得自己可以同男生平起平坐,但他们瞧不起我们。反倒是在童年读书的时候,我们常听到的是:“姑娘们,去驾驶拖拉机吧!”“姑娘们,去当飞机驾驶员!”当然了,我这里面含有爱情成分,我甚至想象到我和他两人如何死在一起,当然是在同一场战斗中……

我是在戏剧学校学习的,一直梦想当一名演员。我的理想,是当拉里萨·赖斯纳那样的女人。穿着皮夹克的女政委,我喜欢她那种美丽……

——薇拉·丹尼洛夫采娃

(中士,狙击手)

所有比我年纪大的朋友,都被送上前线了……剩下我独自一人没有被录取,我痛哭了一场。别人对我说:“丫头,你应该去学习啊。”

但是刚刚学习了没有多久,我们院长突然来了,宣布说:

“姑娘们,战争终究会结束,然后你们可以继续完成学业,但现在是需要保家卫国。”

我们上前线那天,工厂的领导们都来送行。那是夏天。我记得所有的车厢都装饰得五彩缤纷。人们纷纷给我们赠送礼品。我得到的是一盒很美味的家制曲奇饼和一件漂亮毛衣,我激动得在站台上跳起了乌克兰戈帕克舞!

列车昼夜兼程了许多天……有一次,我和姑娘们在一个车站用桶打水,放眼望去,差点喊出来:一列接一列的车厢里,全都是清一色的姑娘,有的唱着歌向我们招手,有的挥舞头巾,有的扬起船型军帽。我们突然明白:是男人不够了,他们都牺牲或者被俘了,所以现在由我们姑娘去接替他们。

妈妈给我写了一个祷告,我把它放在一个小盒里,也许真的会保佑吧?最后我真的平安返回家乡了。每次打仗之前,我都会亲吻这个小盒子……

——安娜·尼古拉耶夫娜·赫洛罗维奇

(护士)

我在战争时期是个飞行员……

早在我读七年级时,我们家乡就第一次有飞机来过。您想吧,那还是1936年,在那些年头飞机是很稀奇的。那时有个口号说:“好姑娘和好小伙儿,我们都去开飞机!”作为一个共青团员,我当然是要走在前列的,就立刻报名参加了飞行俱乐部。不过父亲却坚决反对。在此之前我们是冶金世家,几代人都是做高炉冶炼工作,爸爸认为冶金事业是适合女人的工作,而飞行员不是。飞行俱乐部的头儿知道了,就特批父亲和我一起坐上飞机,我带着父亲升到空中。打那天之后他不再吭声了,也喜欢上了飞机。我以优异成绩从航空俱乐部毕业,而且跳伞也很棒。我还在战争爆发之前嫁了人,生下一个女儿。

从战争开始的头几天起,我们飞行俱乐部就开始了重组:男人都当兵走了,我们女人接替了他们的工作。学员都由我们来教,从早忙到晚,工作很多。我丈夫是第一批上前线的,只给我留下了一张照片:我俩双双站在飞机前,戴着飞行员头盔……这样一来,只有我和女儿相依为命,所有时间都住在营地里。怎样过日子?我每天凌晨四点钟要去飞行,早上出去就把女儿关在家里,给她留下熬好的粥。等到傍晚回家时,也不知道她是吃了还是没吃,反正她浑身上下都是粥。女儿甚至从来都不哭,只是瞪着眼睛看我。她长了一双大大的眼睛,像我的丈夫……

1941年年底,我收到阵亡通知书:丈夫在莫斯科保卫战中阵亡了,他是飞行中队长。我很爱我的女儿,但还是把她送给丈夫的家人抚养,自己就申请上了前线……

上前线的前一晚……我在女儿的小床边上跪了一整夜……

——安东尼娜·格利戈里耶夫娜·邦达列娃

(近卫军中尉,一级飞行员)

我那年刚满十八岁……自己高兴得就像过节一样。可是周围所有人都在大叫:“战争来了!战争来了!”我记得人们都在痛哭,走到街上见到的人,他们都在哭。甚至有些人在向神祷告,这是早就几乎见不到的情景了……人们公开地祈祷,公开地在胸前画十字。我们在学校里受到的教育,是说上帝根本不存在。可是,我们的坦克和我们好看的飞机都跑到哪儿去了?我们以前总是在游行中看到它们,总是为它们而骄傲啊!还有,我军的统帅们都去哪儿了?布琼尼呢?当然……惊慌失措只是一段时间。之后就开始想另一件事了:如何去战胜敌人?

我当时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助产学校就读二年级课程。我马上想到的是:既然战争来了,那么就应该上前线。我爸爸是个经验丰富的共产党员,曾经当过政治犯。从小他就对我们灌输“祖国就是一切”的思想,祖国是必须保卫的。所以我毫不犹豫:咱不上前线,谁上前线?义不容辞……

——塞拉菲玛·伊万诺夫娜·帕纳贤

(少尉,摩托化步兵营助理)

妈妈向着火车奔跑过来……她一向是个严肃的妈妈,从来没有亲吻和赞扬过我。如果我有事情做得好,她也只是温和地看我一眼而已。这一次,她跑过来抱住我的头亲了又亲,眼睛又直勾勾地盯着我看,看了很长时间。我意识到,恐怕以后再也看不到我的妈妈了。一阵难过涌上来……我顿时想放弃一切,丢下行李就回家去。我觉得对不住所有的人……家里的奶奶,还有小弟弟们……就在这时候,军乐奏起了,口令下达了:“各就各位!……按照车厢顺序,上车!”

我从车上,向妈妈久久地挥手,挥手……

——塔玛拉·乌里杨诺夫娜·拉德尼娜

(列兵,步兵)

我入伍后被分到通信团……要是从来不去干通信工作,也许我永远也说服不了自己,因为我不明白这工作也是战斗。有一回,师长来看望我们,我们整装列队。在我们中间有个姑娘叫玛申卡·松古洛娃。这位可爱的玛申卡一步跨出队列说:“将军同志,请允许报告!”

将军回答:“好,说吧,战士松古洛娃,请说吧!”

“列兵松古洛娃请求解除她的通信勤务工作,派到开枪射击的岗位上去。”

您知道吗?我们当时全是那样的情绪。我们全都认为我们所干的这项工作——通信联络,实在是太渺小了,简直是在贬低我们。我们只想到最前沿去。

将军脸上的笑容倏地收敛了:

“我的小丫丫们呐!(您要是能瞧见我们当时那副模样就好了,个个都吃不好、睡不安。而师长显然已不是作为师长,简直就是作为父亲来跟我们说话呢。)你们也许还不明白自己在前方的作用吧。你们,就是我们的眼睛和我们的耳朵!军队要是没有通信联络,就好比一个人身上的血液不流动……”

玛申卡·松古洛娃又是头一个按捺不住自己:“将军同志!列兵松古洛娃就像一把刺刀,时刻准备执行您下达的每一项战斗任务!”

后来我们就给她起了个绰号叫“刺刀”,一直称呼到战争结束。

1943年6月,在库尔斯克战线,上级授予了我们一面团旗。当时,我们这个团,第六十五集团军一二九独立通信团,已经有百分之八十是女性。我很想好好同您讲讲,让您明白,当时在我们心灵深处产生了怎样的想法。我们当时是那样一种人,今后不会再有了,完全绝种了!我们是如此天真、如此真诚,有绝对的信念!我们团长接过旗帜,下达指令:“全团官兵,单膝下跪向团旗致敬!”此时此刻,我们所有的女兵,是多么幸福啊!这是对我们的信任,我们现在和其他兄弟团,不管是坦克团还是步兵团,都平起平坐了!我们站在那儿哭啊,个个泪如泉涌。现在您是不会相信的,当时由于一种震撼,我全身绷得紧紧的。我身体是有病的,患有夜盲症,是因为营养不良和神经过度疲劳引起的。可是授过团旗后,我的夜盲症居然好了。知道吗?第二天我就没病了,身体完全恢复了健康。这是通过心灵震撼而治愈的……

——玛丽亚·谢苗诺夫娜·卡利贝尔巴

(上士,通信兵)

那是1941年的6月9日,我刚刚成年……满十八周岁就是成年人了。两个星期后,确切地说是十二天之后,开始了这场可恶的战争。我们被送去建设加格拉至苏呼米的铁路,征召的都是清一色的年轻人。我还记得我们吃的是什么样的面包。几乎没有面粉,全都是汤汤水水而已。就是这种面包在桌子上,旁边放着小水盆,我们只能用舌头舔舔罢了。

到了1942年……我自愿报名到第三二〇一疏散医院工作,这是一所非常庞大的前线医院,隶属于外高加索和北高加索前线和滨海独立军区。战斗十分惨烈,伤员越来越多。我被派去做食品分发,这是要昼夜值班的,上午要分发早餐,晚上要供应晚餐。几个月后我的左腿受了伤,就用右腿跳着走路,继续工作。后来又提拔我当了管理护士,也是全天候工作。我的全部生活就是在工作中。

1943年5月13日……正好是克拉斯诺达尔大轰炸那天。我跑下楼去,不知道是否还来得及把伤员从火车站送出去。两颗炸弹正好炸中一个弹药库,弹药箱就在我眼前飞到六层大楼那么高并发生爆炸,爆炸的巨浪把我甩出去撞到墙上,我失去了知觉……我醒来时,已经是傍晚。我抬起头,试着掐掐手指,还能动弹,左眼感觉湿乎乎的,走到办公室,那里到处是血。我在走廊里看到我们的护士长,她一时都没认出我来,问道:“您是谁?从哪儿来的?”等走近一看是我,惊叫了起来:“柯赛尼亚,这么久,你去哪里了?伤员们都饿坏了,可你人影都不见了。”别人草草地给我包扎了头部和左臂的伤口,我马上就去打晚饭。我当时是双眼发黑,汗如雨下。刚开始分发晚餐,我就晕倒了。恍惚意识到别人把我抬了起来,还听到:“快点快点!”过了一会儿又听到有人在说:“快点快点!”

没过几天,我又要为重伤员输血了。很多人正在死亡线上挣扎……

在战争期间我变化太大了,以至于当我回到家时,妈妈都没认出我。别人指给我看她住的地方,我走到门前敲门。里面回应:“来啦来啦……”

我走进门先问了好,又说:“请允许我在这儿过一夜吧。”

妈妈把炉子通了通,我看到两个弟弟在地板上蜷缩在一堆稻草中,赤身裸体,什么都没有穿。妈妈还没认出是我,又说:“您看看吧,女公民,瞧我们是怎么活的?趁着天还没全黑,您还是继续上路吧。”

我又走上前一步,她还在说:“女公民,趁天还没黑下来,您继续赶您的路吧。”

我扑到她身上,紧紧抱住她大喊了一声:“妈妈,我的好妈妈!”

这时,他们才恍然大悟,一起扑向我,尖叫着抱住我……

现在我住在克里米亚……这座城市的人们都生活在花丛中,但我每天看着窗外的大海,依然在痛苦中煎熬,我到现在仍然不像一个女人。我经常哭,每一天都在呻吟。整天生活在回忆中……

——柯赛尼亚·谢尔盖耶夫娜·奥萨德切娃

(列兵,管理护士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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